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，在30 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，我对他是有着 深刻印象的。那时候，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。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，有如向地壳 寻求宝藏。仰之弥高，越高，攀得越起劲；钻之弥坚，越坚，钻得越锲而不舍。他想吃尽、 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，炯炯目光，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。他要给我们衰微 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。1930 年到 1932 年，“望闻问切”也还只是在“望”的初级 阶段。他从唐诗下手，目不窥园，足不下楼，兀兀穷年，沥尽心血。杜甫晚年，疏懒得“一 月不梳头”。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，他是无暇及此的。饭，几乎忘记了吃，他贪的是精神 食粮；夜间睡得很少，为了研究，他惜寸阴、分阴。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，因它大开光明之 路，“漂白了的四壁”。 不动不响，无声无闻。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，写 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，如群蚁排衙。几年辛苦，凝结而成《唐诗杂论》的硕果。 他 并没有先“说”，但他“做”了。作出了卓越的成绩。 “做”了，他自己也没有 “说”。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。十年艰辛，一部“校补”赫然而出。别人在赞美，在惊叹， 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，也没有“说”。他又向“古典新义”迈进了。他潜心贯注，心会神凝， 成了“何妨一下楼”的主人。 做了再说，做了不说，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， 作为学者的方面。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，作为革命家的方面。 这 个方面，情况就迥乎不同，而且一反既往了。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，青年运动的领 导人，闻一多先生“说”了。起先，小声说，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；后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 他向全国人民呼喊，叫人民起来，反对独裁，争取民主!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：“此 身别无长处，既然有一颗心，有一张嘴，讲话定要讲个痛快!” 他“说”了，跟着 的是“做”。这不再是“做了再说”或“做了也不一定说”了。现在，他“说”了就“做”。 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，这是人格的写照，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。 1944 年10 月 12 日，他给了我一封信，最后一行说：“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，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，请 传观。” 这是为争取民主，反对独裁，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! 在李公朴 同志被害之后，警报迭起，形势紧张，明知凶多吉少，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，大 骂特务，慷慨淋漓，并指着这群败类说：你们站出来!你们站出来! 他“说”了。说 得真痛快，动人心，鼓壮志，气冲斗牛，声震天地! 他“说”了：“我们要准备像 李先生一样，前脚跨出大门，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。” 他“做”了，在情况紧 急的生死关头，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，昂首挺胸，长须飘飘。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， 实证了他的“言”和“行”。 闻一多先生，是卓越的学者，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， 大勇的革命烈士。 他，是口的巨人。他，是行的高标。
1 对奴隶，我们只当同情，对有反抗性的奴隶，尤当尊敬。 2 个人之于社会等于 身体的细胞，要一个人身体健全，不用说必须每个细胞都健全。 3 尽可多多创造快 乐去填满时间，那可活活缚着时间来陪着快乐？ 4 我爱中国固因它是我的祖国，而 尤因它是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。 闻一多高徒：臧克家对他的赞扬“人家说了再 做，我是做了再说。” “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，我是做了也不一定 说。”
